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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舞是怎样崛起的？

　　从不固步自封的这种健康心态到了60年代的初期，孕育出了一块崭新的离经叛道基地—贾德逊舞蹈剧院。这个带着浓重的叛逆精神、结构相对松散的舞蹈集体能够安营扎寨于贾德逊教堂这种原本壁垒森严的宗教圣地，开创“后现代舞”新时代的事实本身，足以说明整个社会处于向新时期过渡的转型期，思想基础则是包括宗教人士在内的广大民众开始不满于现有的清规戒律，并对探索未知的新事物充满了虽迷茫却也坚定的兴趣。
　　贾德逊舞蹈剧院中聚集了一批有志改革的青年艺术家，他们除了编舞跳舞的之外，还有搞美术的，搞作曲的，搞写作的，他们一起上阵手舞足蹈，以极为宽泛的舞蹈实践拓展了“舞蹈是什么？”这个最关键的概念。因为，在这些年轻人的心目中，现代舞已经像19世纪末的古典芭蕾那样，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穷途末路。尽管不少现代舞的前辈名家们要么竭力竞争，要么揭竿而起，但任何举动都没有太多的新意，只不过是重蹈旧辙的小打小闹小改良罢了。  
　　逊剧院的艺术家们认为，舞蹈不仅完全可以走出神圣的而贵族气十足的剧场殿堂，而且也完全可以脱离特定的技术、训练或设备。这群敢想敢为的年轻人在创作时不使用任何编舞模式，而在表演空间上，则从在贾德逊教堂安营扎寨，养精蓄锐，开始逐步走向了更加宽广的天地—画廊、美术馆所、楼房的亭子间等许多非框架式的空间，都成了他们的用武之地。在舞者的素质上，他们不总是要求训练有素，而更多地要求敢想敢干敢创造。在舞者的鞋上，他们常常就穿着生活中的各种便鞋登场。因此，穿旅游鞋而舞的特征后来几乎成了“后现代舞者”的最典型标志。